楞严经真伪决断
南怀瑾
再从佛教的立场来讨论楞严，很久以前就有一个预言流传着。预言楞严经是所有的佛经中最后传到中国的。而当佛法衰微时，它又是最先失传的。这是预言，或是神话，姑且不去管它。但在西风东渐以后，学术界的一股疑古风气，恰与外国人处心积虑来破坏中国文化的意向相呼应。楞严与其他几部的著名佛经，如缘觉经、大乘起信论等，便最先受到怀疑。民国初年，有人指出楞严是一部伪经。不过还只是说它是伪托佛说，对于真理内容，却没有轻议。可是近年有些新时代的佛学研究者，尽干脆认为楞严是一种真常唯心论的学说，和印度的一种外道的学理相同。讲学论道，一定会有争端，固然人能修养到圆融无碍，无学无诤，是一种很大的解脱，但是为了本经的伟大价值，使人有不能已于言者。
说楞严经是伪经的，近代由梁启超提出，他认为第一：本经译文体裁的美妙，和说理的透辟，都不同于其他的佛经，可能事后世禅师们所伪造。而且执笔的房融，是武则天当政时遭贬的宰相。武氏好佛，曾有伪造大云经的事例。房融可能为了阿附其好，所以才奉上翻译的楞严经，为的是重邀宠幸。此经呈上武氏以后，一直被收藏于内廷，当时民间并未流通，所以说其伪造的可能性很大。第二：楞严经中谈到人天境界，其中述及十种仙，梁氏认为根本就是有意驳斥道教的神仙，因为该经所说的仙道内容，与道教的神仙非常相像。
梁氏是当时的权威学者，素为是人所崇敬。他一举此说，随声附和者，大有人在。固然反对此说者也很多，不过都是一鳞半爪的片段意见。民国四十二年学术季刊第三卷第一期，载有罗香林先生着的：唐相房融在粤笔受首楞严经翻译考一文。列举考证资料很多，态度与论证，也都很平实，足可为这一重学案的辨证资料。我认为梁氏的说法，事实上过于臆测与武断。因为梁氏对佛法的研究，为时较晚，并无深刻的功夫和造诣。试读谭嗣同全集所载的任公对谭公诗词关于佛学的注释便知。本经译者房融，是唐初开国宰相房玄龄族系，房氏族对于佛法，素有研究，玄奘法师回国后的译经事业，唐太宗都交与房玄龄去办理。房融对于佛法的造诣和佛学的修养，家学渊源，其所译经文自较他经为优美，乃是很自然的事；倘若因此就指斥他为阿谀武氏而伪造楞严，未免轻率入人于罪，那是万万不可的。与其说楞严辞句太美，有伪造的嫌疑，毋宁说译者太过重于文学修辞，不免有些地方过于古奥。
依照梁氏第一点来说：我们都知道，藏文的佛经，在初唐时代，也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而成，并非取材于内地的中文佛经。藏文佛经里，却有楞严经的译本，西藏密宗所传的大白伞盖咒，也就是楞严咒的一部份。这对于梁氏的第一点怀疑，可以说是很有力的解答。至于说楞严经中所说的十种仙，相同于道教的神仙，那是因为梁氏没有研究过印度罗门和瑜伽术的修炼方法，中国的神仙方士之术，一部份与这两种方法和目的，完全相同。是否殊途同归，这又是学术上的大问题，不必在此讨论。但是仙人的名称及事实，和罗汉这个名词一样，并不是释迦佛所创立。在佛教之先，印度婆罗门的沙门和瑜伽士们，已经早有阿罗汉或仙人的名称存在。译者就我们传统文化，即以仙人名之，犹如唐人译称佛为大觉金仙一样。决不可以将一切具有神仙之名实者，都攫为我们文化的特产。这对梁氏所提出的第二点，也是很有力的驳斥。
而且就治学方法来说，疑古自必须考据，但是偏重或迷信于考据，则有时会发生很大的错误和过失，考据是一种死的方法，它依赖于或然性的陈年往迹，而又根据变动无常的人心思想推断。人们自己日常的言行和亲历的事物，因时间空间世事的变迁，还会随时随地走了样，何况要远追昔人的陈迹，以现代观念去判断环境不同的古人呢？人们可以从考据方法中求得某一种智识，但是智慧并不必从考据中得来，它是要靠理论和实验去证得的。如果拼命去钻考据的牛角尖，很可能流于矫枉过正之弊。
说楞严经是真常唯心论的外道理论，这是晚近二三十年中，新佛学研究派的论调。持此论者只是在研究佛学，而并非实验修持佛法。他们把佛学当作学术思想来研究，却忽略了有如科学实验的修证精神。而且这些理论，大都是根据日本式的佛学思想路线而来，在日本，真正的佛法精神早已变质。学佛的人为了避重就轻，曲学取巧，竟舍本逐末，实在是不智之甚。其中有些甚至说禅宗也是根据真常唯心论，同样属于神我外道的见解。事实上，禅宗重在证悟自性，并不是证得神我。这些不值一辩，明眼人自知审择。楞严的确说出一个常住真心，但是它也明白解说了那是为的有别于妄心而勉强假设的，随着假设，立刻又提醒点破，只要仔细研究，就可以明白它的真意。举一个扼要的例子来说：如本经佛说的偈语：“言妄显诸真，真妄同二妄。”岂不是很明显的证明楞严并不是真常唯心论吗？总之，痴慢与疑，也正是佛说为大智慧解脱积重难返的障碍；如果纯粹站在哲学研究的立场，自有他的辨证、怀疑、批判的看法。如果站在佛法的立场，就有些不同了。学佛的人若不首先虚心辨别，又不肯力行证验，只是人云亦云，实在是很危险的偏差。佛说在我法中出家，却来毁我正法，那样的人才是最可怕的。